-
宋代盛极一时的龙泉窑青瓷，经过元代至明代，有衰退之势，但在明代仍然继续烧造，特别是在明初，于全国制瓷业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成书于洪武二十年的曹格《格古要论》载：“古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窑，今日处器，青瓷。”明人所谓“处州瓷”“处器”就是指龙泉青瓷。宋元时期是龙泉窑烧造的高峰，而明代以后的龙泉窑青瓷，历来被看作是强弩之末。现在学术界也通常认为：明代龙泉青瓷，胎体厚重，釉层凝重，与元代作品相比稍逊一筹，与轻盈灵秀的宋代梅子青、粉青瓷相比更有差距。在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明代部分龙泉青瓷产品的高超烧造水平几乎没有被世人所重视。
龙泉窑是一个庞大的青瓷窑系，其产品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发现。南京地区明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龙泉窑青瓷，且大多集中在功臣、高官及其家族墓中，它们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造型精。这批明代龙泉窑青瓷的发现为我们研究龙泉窑在明代的发展提供了相关的实物资料。过去学术界对龙泉窑青瓷的认识不够，同时也缺乏翔实可靠的明代龙泉窑窑址的发掘报告，使我们很难深入研究龙泉窑青瓷各方面的问题，而明代龙泉青瓷研究更是相对比较滞后。2006年9月～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和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龙泉窑的枫洞岩窑址进行了科学的发掘，发掘面积达1600多平方米，揭露了明确的明代初年地层，出土了一批制作工整、纹样精细、釉色滋润、器形庞大的瓷器，其精美程度是以往龙泉窑瓷器中少见的，为我们研究明代龙泉青瓷提供了可靠的新素材[1]。笔者通过将这次发掘的遗迹与南京地区明代墓葬出土的龙泉青瓷进行比较，发现了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现将南京市博物馆历年来发掘出土的明代纪年墓龙泉青瓷作一简介，并对其中相关问题进行浅析。
一、出土龙泉窑青瓷简介
1、 薛显墓 洪武二十年
青釉瓷碗一件。明洪武，高6.3厘米，口径16.4厘米，底径5.3厘米。灰白胎，通体施青釉，釉色青黄，土浸较重，碗内底与底足无釉。敞口尖圆唇外撇，腹圆弧，圆足，底心微凸。腹外壁有施胎痕[2]。
2、 俞通海夫人於氏墓 洪武二十一年
青釉瓷梅瓶二件。形制相同，高30～31.2厘米，口径5.2～5.8厘米，腹径19.6厘米，底径10.5～11.5厘米。灰白胎，胎体较厚重，通体施青釉，釉汁肥厚均匀，釉色青润有光泽。敞口略外翻，圆唇。短颈内敛，丰肩，鼓腹，圈足略外撇，足无釉。器物整体线条柔和流畅，造型端庄优雅，所施青釉厚润欲滴，晶莹似玉[3]。
3、 张云墓 洪武二十八年
青釉玉壶春瓶。高25.8厘米，口径8.3厘米，底径14.2厘米。灰白胎，通体施青釉，圈足无釉，敞口外侈，尖圆唇，长颈，鼓腹，圈足，底心微凸。圈足底部露胎，器内外满施青釉，釉层厚润欲滴，晶莹似玉。此瓶造型优雅，线条柔和流畅，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明初龙泉窑青瓷精品。
青釉瓷盏托。高3厘米，口径15.8厘米，底径4.4厘米，灰胎，通体施青釉，釉汁肥厚，均匀有光泽，圆唇，平沿，斜腹，短圈足，底心微凸。盘内心刻饰团菊纹，纹样精致细腻，以无釉方式显现出清晰团菊纹，手法独特。
青釉瓷碗二件。高3.2厘米，口径7.4厘米，底径3.5厘米。灰胎，通体施青釉，釉汁肥厚。直口，弧腹，卧足，外底露胎。另一件高4.9厘米，口径13.1厘米，底径5.6厘米。灰白胎，胎质细腻，通施青釉，釉汁肥厚滋润有光泽，釉色青绿。足底心无釉。直口，弧腹，卧足，外底露胎，腹外壁刻弦纹三道，碗内底饰弦纹一周[4]。
4、 宋晟墓 永乐五年
青釉莲花纹瓷炉。高15.6厘米，口径23.4厘米，底径19.4厘米。灰白胎，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绿有光泽，敞口，平沿，器形呈桶状，下部略收，附有三兽足，器内底部有一圆洞，附圆形垫饼，腹部刻有莲花纹。
青釉瓷碗十二件。器形基本相同，高8.3～9厘米，口径17.3～18.2厘米，底径7.1～7.7厘米。灰白胎，通施青釉，釉汁肥厚，釉色青中泛灰，碗内底无釉。圆唇，敞口外翻，斜弧腹，圈足，底部可见施胎痕。碗内底刻划折枝莲纹，有的纹饰模糊不清。
青釉瓷盘五十八件。分大中小三种规格，高3.9～4.2厘米，口径11.8～14.4厘米，底径6～8.9厘米。灰白胎，通体施青釉，釉汁莹润光洁，釉色肥厚，釉面有冰裂纹，底足有一道涩圈。敞口，圈唇，口沿下略内收，圆弧腹，圈足，盘内底略外凸，盘内刻划有折枝菊花纹、杂宝纹、花果纹、宝杵纹等[5]。
5、 宋晟母墓
青釉菊瓣纹碗。高10.8厘米，口径23厘米，底径5.6厘米，灰白胎，通体施青釉，釉汁均匀有光泽，釉面有冰裂纹，敞口，斜弧腹，腹外壁刻菊瓣纹，菊瓣细长而规则，远看犹如凸棱[6]。
6、 宋晟夫人叶氏墓 永乐十六年
青釉瓷盘六件。大小不一，高4.6～4.8厘米，口径15.1～34.7厘米，底径7.9～22.2厘米。灰白胎，施满釉，裹足垫烧，敞口，圆唇，腹圆孤，圈足。盘心有的刻有宝杵纹式，盘内壁刻缠枝莲花纹一周，内底刻划折枝菊花或折枝牡丹纹。器形胎体厚重，施釉平整晶莹，制作精美。
青釉缠枝牡丹纹瓷执壶二件。高24～25.5厘米，口径8.5～7.8厘米，底径8.8～7.8厘米。灰白胎，胎体厚重，满施青釉，釉汁肥厚，足沿一周无釉，侈口，口作花形。短颈，斜肩，扁圆形腹。腹部有一弯曲长流和扁带形高执柄，流和柄之间以长方流云形片连接，底足外撇，足壁较高，壶身布满暗花纹饰。
青釉瓷执壶二件。高9厘米，口径3.6厘米，底径4.1厘米。灰白胎，通体施青釉，敞口，圆唇，圈足，底心略凸，壶身附流与执手各一。
青釉瓷盖罐五件。高9.4～11厘米，口径6.4～7.2厘米，底径6～6.5厘米。灰白胎，通体施青釉，釉汁肥厚莹润，釉面有冰裂纹。盖内、罐口唇与底足根部无釉，露出化妆土，盖圆形，中部凸起，盖顶无钮，罐圆唇，短颈，丰肩，鼓腹，浅圈足，底心外凸[7]。
7、宋晟夫人许氏墓 明永乐十九年
青釉瓷碗二件。高5.1～7.1厘米，口径13.5～15.5厘米，底径5.9～6.8厘米。灰白胎，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绿，釉汁肥厚，外底足内无釉。碗口外侈，圆唇，口沿下略内收，圈足，底心微凸，碗内底略凸起，上刻划折枝花卉纹，模糊不清[8]。
8、 徐膺绪墓 永乐十四年
青釉荷叶形瓷盖罐。高6.7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5厘米，灰白胎，通体施青釉，盖内与足脊无釉，盖荷叶形，盖面圆凸。罐直口，圆唇，丰肩，鼓腹，圈足，底心内凹[9]。
二、南京地区出土明早期龙泉窑青瓷特点分析
龙泉窑在明代仍被称为“民窑巨擘”，其在品种、形制和装饰手法上都独具特色。元末明初，景德镇窑业竞起，青花、釉里红、单色釉瓷器的烧制都刺激了以釉色见长的龙泉窑系，使其在保持宋元以后优良工艺的基础上开始技术改革，大胆创新。在注重釉下装饰和多样造型的同时，也提高产量，终于与景德镇窑系并驾齐驱。根据本文所述八座明代纪年墓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我们可以大致分析其器形种类、纹饰和釉色等各方面的特点。
南京地区明代墓葬出土的龙泉窑青瓷数量有相当一大部分，但历年来的考古发掘都比较集中在明代早期的墓葬之中。本文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八座有明确纪年的明代墓葬出土龙泉窑青瓷加以研究分析，由于墓葬都有明确纪年可考，再综合这批南京地区出土龙泉窑青瓷，可以大致发现它们具有的特点：如外观与质量与宋元时期相比已有明显差别，胎体已由南宋时的薄胎演变为厚胎，与元代基本保持相同，但釉色已经较元代那种薄而玻璃质感较强的效果有明显区别。由于明初龙泉窑工匠的不断努力，龙泉窑青瓷釉色向南宋梅子青、粉青那种柔和、含蓄的艺术效果所接近，显现出纯正的青绿色调，这都可以从本文介绍的八座墓葬出土的龙泉窑青瓷的釉色加以说明。在这批龙泉窑青瓷中，除了张云墓中出土的一件龙泉窑青瓷盏托为前朝制造的遗留之物外，其余都是明初龙泉窑的产品。张云墓出土的青釉瓷盏托，盏内用露胎方式刻饰团菊纹。露胎贴花是元代龙泉窑独创的装饰手法，运用传统“朱砂底”即露胎处经二次氧化呈朱砂色的原理装饰器物，使纹饰更加明快鲜活。其余龙泉窑青瓷可以肯定为明代洪武至永乐朝烧造之物。
本文介绍的龙泉窑青瓷种类主要有碗、盘、执壶、梅瓶、玉壶春、炉、盖罐、盏托。元代初期，龙泉窑青瓷制作工艺和造型都与南宋相同，没有很大的改变，随着销售市场的扩大，其产品的种类和样式不断更新和增加，同时也成功烧制大件器物。元末明初时的龙泉窑，在碗、盘、执壶、洗、瓶、炉等器物上都有新样式，但都各具时代特征。碗是人们不可缺少的餐具，是各个时期龙泉窑的主要产品，明代因为龙泉窑瓷业的衰退，碗的样式不如宋元多见，常见的是直口深腹碗，口小腹深，外壁往往划狭小的菊瓣纹，有的内底模印折枝菊花或划刻其他各种花卉，如本文所述宋晟母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釉菊瓣纹碗就具有十分鲜明的明初龙泉窑的时代特征。盘，其种类在明代逐渐减少，像元代那种模仿花叶等形状的类型基本不见。但器物胎釉较厚，器型稳重，保持着元末龙泉窑端庄笨重的风格。特别是盘中的装饰方法都是元末阴文印花的继续，圈足仍采用满釉裹足刮圈垫烧，所以我们看到器物外底一周无釉露胎处有一层铁红色护胎釉，底心形成圆胳状釉块，这都说明元代工艺在明初龙泉窑仍得以继续使用。明代早期的炉造型基本上承袭了前代，尽量模仿古代铜、漆器的鬲、鼎、簋、尊等器形，但随着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爱好的不同，器型和花纹都有一定的改变。如宋晟墓中出土的一件龙泉窑青釉三足尊式炉，三足完全临空，只作装饰作用。南宋晚期炉的筒腹上下直径几乎相同，三足落地；以后的筒腹，下部逐渐收小，器底下凸，三足逐步提高，与底平齐；从元代中晚期开始，筒腹上大下小，器底落地，三足临空，完全变成了装饰。从宋晟墓出土青釉莲花纹瓷炉的造型来看，均承袭了元代特征。
执壶、盖罐、梅瓶、玉壶春等基本沿袭元代特点，变化不大。但器型更加优雅、端正，无元代粗犷豪放之气。特别是宋晟夫人叶氏墓出土的两件青釉缠枝牡丹纹执壶，器中作一周回纹，腹部用双线勾出心形，心内作缠枝牡丹纹，牡丹盛开，枝叶缠绕，成为该器物主题纹饰，心形外作缠枝花叶，以心为中心，缠枝绕其四周，圈足辅以卷草纹，纹饰模印而成。此壶造型浑厚质朴，挺拔端庄，纹饰隐约有致，是明代永乐龙泉窑瓷器中的代表作。从这两件执壶来看，其纹饰和布局之严谨、刻划之工整，着实花了一番工夫。从造型设计、刻划布局到施釉，都不是按照民间用瓷经济实用的原则进行，而是完全依照统治阶级所要求的高贵、美观去做的。造型优雅、美观大方、肥厚的釉层、追求翠玉般的效果，都显示了这两件器物的特别之处。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明代青瓷的装饰艺术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制釉技术的提高，匀称而透明的釉层为工匠们显示才能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使精美的刻划花画面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时的瓷器装饰花纹，就手法来说大部分为双面刻纹，纹饰立体感强，刻工娴熟，釉色圆润。纹饰中的每一条线，全部采用刻一刀，补两刀的“三刀法”完成。按题材而论，前期常用的比较呆板的团花图案已不见。宋晟墓出土的青釉莲花纹瓷炉，是这时期成功的装饰，纹饰精美，刀笔刚劲有力，寥寥几笔刻划出几朵含苞待放的莲花和迎风摇曳的荷叶。娴熟的刀法，似乎是工匠们信手拈来，毫不费力，而那生动优美的自然景色，却又耐人寻味。这一幅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的画面，说明瓷器的装饰已由以前呆板的图案画转变为生动活泼的写意画。它们来源于生活，又回到人们的生活中去，成为人们喜爱的实用的艺术品。
综观这批明早期纪年墓出土的龙泉窑瓷器，发现这些瓷器胎质细密，青釉丰如凝脂，色泽纯净，质似美玉，堪称佳品。它们不同于元代及明代永乐以后龙泉青瓷釉层偏薄，色泽略淡，器身满饰花纹的装饰风格，主要以素雅无纹，釉厚色纯取胜，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批瓷器出于洪武至永乐纪年墓中，无疑为明初龙泉青瓷的断代和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龙泉窑历史上有三个发展高潮，第一个是北宋时期生产的厚胎薄釉刻划花产品，第二个是受南宋官窑影响生产的薄胎厚釉类产品，第三个就是以这批出土龙泉窑青釉瓷器为代表的厚胎厚釉产品，此时出现的厚胎厚釉装饰丰富的青釉瓷器才形成龙泉窑自己的独特风格。
三、从出土龙泉窑青瓷看官窑青瓷问题
龙泉窑不仅是以生产民间日用瓷为主的大型民间窑场，明早期也曾兼烧质地精美的瓷器供皇家御用。《大明会典》一百九十回卷记载：“洪武二十六年，明廷供用器皿少量”，“行移饶、处，参府烧造”。饶，即饶州，指景德镇，处，即处州，龙泉所在地古为处州所辖。由此可见，明初的龙泉窑系曾与景德镇窑系同时为宫廷提供御用瓷器。
对于明代龙泉烧造官窑的问题，《明宪宗·实录》中的一段文字有着重要的意义，《明宪宗·实录》卷——天顺八年正月的诏书：“……南京内府各监局司库成造一应物件乃工部成造成马槽马椿等项，诏书至日悉皆停止，以后缺用，在京该衙门成造，光禄寺器皿及喂养牲口，槽□锅桶磨盘等件自天顺五年以前拖欠未完者悉与蠲党……，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成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使回京，违者罪之。”这是成化帝于天顺八年正月接替去世的英宗皇帝登基以后，诏告天下的重大决策中的一项。通常明朝每一位君主在上台以后都有类似的行动，即停止天下一切不急之务。此记载最重要的是后面一段“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10]，据此可知成化以前的龙泉是由宦官督烧瓷器的，既然朝廷派遣内官烧瓷器，其瓷器的官用目的应该十分明确。以往的陶瓷书籍都认为龙泉窑是民窑。毫无疑问，在龙泉、庆元各地的瓷场中，有许多民营瓷窑，他们的生产组织形式不外是：家庭手工业生产、几家合烧式、手工业主雇工生产等方式，但在大窑，这个龙泉青瓷生产最精美、最集中的产区，不能排除设立官窑或派官监制官营瓷窑的可能。再看这批明代纪年墓出土的龙泉青瓷，它们都是出自明代开国功臣、
皇亲国戚墓中，从造型设计、产品的种类到施釉的精美程度，都不是按照民间用瓷经济实用原则进行，而是完全依照上层统治阶级所要求的高贵、美观去做的。造型优雅，美观大方，莹润的釉层，追求翠玉般的效果，都表明它们具有皇家的特征。对比同时期景德镇御用窑厂器物，可以发现它们有许多相同之处，不管是纹饰还是造型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都说明它们是中央政府统一“定制定样”，在饶州和处州烧造的供皇家御用的瓷器。
实际上，学术界对明代龙泉窑的关注不是最近的事，但由于资料的缺乏，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难以开展。南京地区明代墓出土龙泉窑瓷器的主人都是开国功臣或皇亲国戚，完全有可能被赏赐和享用皇家御窑厂生产的瓷器。这批龙泉窑青釉瓷器可以对明初龙泉官窑的生产技术特点做一个很好的佐证。明代龙泉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应该在明代早期即洪武到天顺年间，生产的高峰期可以通过对这批龙泉窑青瓷的研究定在洪武后期到永乐年间，宣德以后景德镇御窑厂多仿龙泉窑，此后龙泉窑为宫廷烧瓷渐渐减少，成化以后就基本上不为宫廷烧瓷。《明宪宗·实录》中，也不见天顺以后让处州烧瓷的记载。
四、龙泉窑衰落的问题
龙泉窑到明中期以后不再向宫廷进贡，可能和景德镇烧瓷工艺进步，已能满足朝廷需要有关。但天顺以后龙泉窑作为民窑仍在烧瓷，而且《大明会典》在弘治时期所列民间器物的税收条例中，关于青瓷的项目特别多，说明民间用瓷在弘治年间仍然以龙泉为主。但明中期以后，龙泉窑迅速衰退，其色彩单调，器形粗笨，釉色灰暗的青瓷器，怎么能与景德镇五彩缤纷的瓷器竞争呢？同时明代也是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传统意识发生改变的时代。事实上，明代瓷器已经结束元代以前品种以单色釉为主的局面，过去那种“釉如玉”的青瓷，不再为文人士大夫所追求了[11]。从明洪武年间开始，以青花瓷为代表的彩瓷勃兴起来：五彩、斗彩、素三彩、釉下三彩、粉彩……纷至沓来，各种高低温单色彩如霁蓝釉、霁红釉、即室红釉、豇豆红釉、黄釉、孔雀绿釉，至今令人目不暇接，其不仅是中国制瓷业辉煌成就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文人士大夫思想的体现。中国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修身养性观念，所谓“仁、义、礼、智、信”，以往一直为封建士大夫所尊崇、仿效。汉唐以来出现青瓷独盛，并且历久不衰的态势，也正是文人士大夫们执著地追求青瓷如玉一般的釉色，将青瓷人格化的结果。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君子与玉比德”的传统，认为玉具有仁、义、礼、乐、忠、信等十一种美德，而当他们将“如冰似玉”的青瓷器皿置于案几或品茗时将其频频显现，实际上也是他们对自己德行操守的一种炫示，这也是唐代陆羽推崇青瓷而贬低白瓷的深层次的原因。
明代中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一种强烈要求摆脱旧思想道德束缚，公开谈论物质享受的思想已不可遏制。同时，人们也看到那些沉溺于所谓训诘词章之学的官僚士大夫、文人，其实也是把朱熹的学说当成猎获名利的工具。这样，由于宋程理学的解体，实学思潮的勃兴，帝王、封建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纷纷淡化了对象征“洁净无暇”品格的青瓷的追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拘泥于虚假的自我表现形式，终于张开双臂，迎接多姿多彩、精细俗艳的瓷业新风貌的到来。正由于这两方面的影响，龙泉窑在明代后期逐渐衰退直至清代断烧，退出了历史的舞台[12]。
综观南京地区出土的这批明初龙泉窑青瓷，虽然数量和种类不多，时期跨度上也有限，但我们不难看出这批龙泉窑青瓷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现了龙泉窑青瓷在明初的风采，使我们能较直观和深入地了解这一时期龙泉窑青瓷在工艺、造型、纹饰等方面的特点。同时对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瓷片进行比对，为研究龙泉窑的发展和烧制工艺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可以这样认为，明初的龙泉窑青瓷不仅可以代表明代青瓷的发展水平，更能代表整个龙泉窑系发展的一个高峰。
|
-
最新动态
-
珍品赏析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