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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综合办公大楼建设工地发现一座古水井，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遂派工作人员前往调查，初步认定该井位于明故宫太庙遗址内，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后对其进行了清理，出土了大批明代珍贵文物，其中有件龙泉青瓷大罐，制作甚精，堪称明代龙泉青瓷少有的发现，对于探讨明代龙泉官窑烧造以及元明龙泉青瓷器型演变具有重要意义。现将该井的大致情况简略介绍如下。
水井的井沿已经被破坏，现开口距今地表约5米左右，井口平面略呈椭圆形，且比井底直径略小。井残深2.8米，直径约2.05米。挖有井坑，直径约4.40米，井坑与井外壁之间填充大量碎砖块。井壁由楔形青砖错缝砌成，厚39厘米，砖宽15-18.5厘米，长39厘米，厚8.5厘米。井墙下有一八角形木条框，井底则用两块石板拼成一八角形殿底，正好与木条框相扣。石板中心有一方孔，边长12厘米，井水则从方孔涌出。井内壁有铁环，直径为10厘米，左右对称分布。现每边残存铁环4个，每个铁环之间相距45厘米，且上下铁环呈交错分布，可以推测这些铁环为上下攀爬所用。
井内水位较高，而无淤泥，大量填充于内的是明代各种建筑构件，其中有不少建筑构件发黑，似火烧后留下的痕迹。根据材质的不同，可以将出土文物分为陶器、石器、金属器、瓷器等。陶器除少量韩瓶，余皆为建筑构件，其中又以琉璃构件为大宗。琉璃构件均为黄色，包括各种龙纹瓦当、滴水，各种尺寸的板瓦、筒瓦，角套兽残件，压脊兽残件，吻兽残件等。石器主要是方形铺地砖、石栏杆柱头残件等。金属器主要是用于门窗的各种构件和装饰器件，如大型的铜门窝、圆形或方形铜柱帽、云形铜饰件等等，除此以外还有大面积的铜丝网，金属器皿等。
瓷器中值得关注的是一件龙泉青瓷罐，这件罐虽出土于各种建筑构件之中，仍保持完整，实属难得。龙泉青瓷罐高24.6厘米，腹径31.6厘米，口径23.2厘米，底径17.6厘米。直口，短颈，溜肩，鼓腹，下部内收，接盘形底。通体饰数道弦纹。器身及内壁施青绿色釉，釉肥厚莹润，釉色偏黄，通体有冰裂纹。胎体厚重，罐口及圈足底不施釉，显赭红色，即“火石红”。整件器物的制作分为两部分，先制成器身，再用一件盘状器接在器里底端，形成圈足，上釉后经高温烧结成一体，所以圈足底部留有二层台的制作痕迹。盘状底的釉层薄，釉色发白，明显与器身不同，应该为二次上釉。该罐制作精美，造型雄浑敦厚，具有元代龙泉窑大件器物的遗风。现就其出土地点、性质及烧造年代稍作讨论。
《明史·志二十七·礼五》记载：“明初作四亲庙于宫城东南，各为一庙。”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太庙，前正殿，后寝殿，殿翼皆有两庑”，洪武九年（1376年）十月，“新太庙成”。[1]据《明实录》、《洪武京城图志》等明代文献记载，新太庙“在端门之左”，从明皇城图与现今南京图来看，明新太庙大概位于南航校园综合办公大楼处，目前其附近还存有多块巨大石础，可为太庙遗址之佐证。如根据现今仍保存之午门、九龙桥的位置与明皇城图的测算比对，则可推算出该井确实位于明太庙之内。又，水井内出土大量明代建筑构件，许多是在以往的明故宫考古中从未发现过的，规格较高，如大型的铜门窝、铜柱帽等，重达数十斤，非一般偏殿配房所能用。综上两点，笔者认为井内所出土的建筑构件均为太庙所用之物品，而龙泉青瓷罐则为太庙所用祭器。
关于龙泉青瓷罐的烧造年代，亦可从文献找到若干蛛丝马迹。《明史·志二十七·礼五》：“诏制太庙祭器。太祖曰：‘近世泥古，好用古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甚无谓也……其制宗庙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仪。’于是造银器，以金涂之……后又诏器皿以金涂银者，俱易以金。”[2]《明实录》卷二十五、卷二十七也有同样的记载，并详细记录了事情发生的时间是洪武元年（1368年）。可以这么认为，明初太庙所用祭器皆为涂金银器，后改为金器，并没有用到瓷器，更不可能沿用元代流传下来之旧物。这种情况到洪武三年（1370年）又发生了变化。《明史·志二十三·礼一》：“礼部言：‘……郊之祭也，器用陶匏，尚质也……今拟凡祭器皆用瓷……’诏从之。”[3]从洪武三年开始，祭祀之器全部改成瓷器。而新太庙于洪武九年，此时“凡祭器皆用瓷”已实行多年，故新太庙所用祭器为瓷器也不足为奇了。
另，《大明会典》卷一九四陶器条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制样，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4]此处将江西饶州府景德镇和浙江处州府龙泉并提，通常理解为明代龙泉窑也烧造过官瓷。2005年，浙江杭州等地文物市场上出现一批釉色纯正的龙泉青瓷碎片，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注意，后认为瓷片出土于龙泉大窑窑址。2006年9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大窑龙泉枫洞岩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定了龙泉大窑确实曾经为明代官方生产宫廷用瓷，并且从实物上验证了文献记载的“定夺制样”。[5]又，1995年，南京博物院曾在明故宫遗址玉带河西侧清理一明代水井，其井的建造年代被定为吴元年（1367年）时期，位置则在该时期的社稷坛内。水井深11.5米，直径约2.7米，井壁由楔形青砖砌成，建造工艺十分考究，与太庙水井有许多相似之处。该井亦出土了龙泉窑青釉龙纹残片若干。[6]考虑到吴元时期的社稷坛废弃较早，洪武十年（1367年）“太祖以社稷分祭。遂改作于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 [7]故浙江处州府龙泉窑为明宫廷烧造官瓷的年代远早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有可能推溯到明开国年间。1367年，消灭东吴张士诚后，朱元璋大体上占据了今天的湖北、湖南、河南东部、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饶州、处州均在其控制之下，完全有能力在二处建造官窑，烧造宫廷供用器皿。
明南京太庙造成之后,一直灾祸不断。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宫殿建成，次年朱棣迁都北京，此后南京宫殿不再使用，但仍作为留都宫殿，委派皇族和内臣管理。明王朝以祖宗已尊祀于京师太庙，对南京太庙的废弛并不十分在意。如成化八年(1472年)，南京太常寺少卿刘宣上疏：“自古圣帝明王未尝不谨于祀事。我祖宗定鼎金陵，百祀具举。及北都以后，南京祀典或存或废，礼制亦多蹈旧袭讹而未备者。”[8]此后数百年，明故宫日趋冷落，自然损坏非常严重。《明史·志第五·五行二》记载：成化“九年（1473年）三月，南京大风雨，拔太庙、社稷坛树……十七年（1481年）七月乙酉，南京大风雨，社稷坛及太庙殿宇皆摧。”弘治“七年（1494年）七月庚寅，南京大风雨，坏殿宇、城楼兽吻，拔太庙、天、地、社稷坛及孝陵树。”最严重的毁坏则发生在嘉靖年间：“十三年（1534年）六月甲子，南京太庙火，毁前后殿、东西庑、神厨库。”[9]这次火灾直接烧毁了南京太庙的主要建筑，已经不能再使用。笔者认为，此次太庙水内井出土的文物正是由这次火灾留下的，理由如下。第一，水井内出土的不少建筑构件都比较完整，不似废弃之物，而且有些还残留有火烧痕迹；第二，井中出土了数百斤铜制品，均有再次利用的价值，将当时还是贵金属的铜随意推入井中，不符合常理。结合明政府在南京太庙烧毁后的处理办法则可明白这一异常情况。《明史·志二十七·礼五》记载，南京太庙火灾后，“礼部尚书湛若水请权将南京太庙香火并于南京奉先殿，重建太庙，补造列圣神主。帝召尚书言与群臣集议。言会大学士张孚敬等言：‘国有二庙，自汉惠始。神有二主，自齐桓始。周之三都庙，乃迁国立庙，去国载主，非二庙二主也。子孙之身乃祖宗所依，圣子神孙既亲奉祀事于此，则祖宗神灵自当陟降于此。今日正当专定庙议，一以此地为根本。南京原有奉先殿，其朝夕香火，当合并供奉如常。当仿古坛墠遗意，高筑墙垣，谨司启闭，以致尊严之意。’从之。”[10]明王朝以“非二庙二主”、“一以此地为根本”为借口，不再修复南京太庙，而是直接将烧过的太庙遗址筑墙封闭，草草了事，跟以往对待南京太庙的态度是契合的。故太庙水井并非长期使用过程中年久失修，淤积堵塞而放弃的，而是由于火灾后不再修复而成为各种建筑构件堆积之所。
由此可知井内所出龙泉青瓷罐的烧造年代不晚于明代中期。传统学术观点认为明代成化以后龙泉窑的产品色彩单调，器形粗笨，只是“民窑巨擎”，龙泉窑已经衰落。[11]《明宪宗实录》卷一，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宪宗登基后的诏书也有记述：“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12]表明成化帝接替英宗帝位之后，已经停止龙泉官瓷的烧造了。在以后的明代文献记录中，多次提到恢复或停止景德镇官窑的瓷器生产，但没有有关浙江处州龙泉窑的记录，甚至明晚期皇家祭祀活动都少用青瓷。“从这些现象看，也许当时更多的是依赖景德镇御器厂的烧造，甚至可能不再使用龙泉青瓷。”[13]所以笔者认为这件龙泉青瓷罐的烧造年代应该在成化以前，为明早期南京太庙兴盛时期的作品。由于明王朝北迁后对南京太庙的废弛一直不以为然，南京太庙缺少必要的维护与供给，一些物品一直沿用到明中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龙泉青瓷（盖）罐历来被认为元代龙泉窑的典型器物，其特征是直口、广肩、鼓腹，或带荷叶形盖，或刻划花，或贴花，或瓜楞形线条纹。近年来，明代龙泉青瓷精品包括（盖）罐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现。与此次太庙井出土的龙泉青瓷罐在器形上较为相似的有：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元墓出土的荷叶盖罐[14]，口径23.5、底径16.5、通高31厘米，盖荷叶形，直口，短颈，鼓腹下收，平底，底不施釉；上海博物馆征集的贴花龙凤盖罐[15]，口径24.8、底径18、通高28.6、器高23.9、腹径32.2厘米，盖荷叶形，直口，鼓腹，盖与罐合口处及圈足底部露胎处显赭红色，釉青绿色，器腹贴花云龙戏珠，器底属二次成型；南京溧水人民医院大楼工地元代窖藏出土的龙泉荷叶盖罐，口径24、通高30厘米，盖荷叶形，直口，短颈，溜肩，鼓腹，下部内收，器身及内壁施青绿色釉，罐口及足底不施釉，露窑红，通体饰数道弦纹，器底二次接合成型；故宫博物院藏龙泉“清香美酒”铭文盖罐[16]，口径24.5、足径24.5、高33厘米，荷叶盖，短颈，溜肩，丰腹，平底，浅圈足，内外施青釉，外壁凸印四棱形开光，开光内分别凸印“清香美酒”楷字。另外，1991年，四川遂宁市金鱼村发现窖藏瓷器985件，其中不乏精品，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有一件荷叶盖罐，造型饱满匀称，釉色碧绿鲜亮，为龙泉青瓷中的上乘之作。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四川简阳东溪园艺场元墓出土的荷叶盖罐和四川遂宁市金鱼窖藏龙泉盖罐的时代为宋末明初，上海博物馆征集的龙泉贴花龙凤盖罐和南京溧水元代窖藏出土的龙泉荷叶盖罐的时代为元末。此些器物，或窖藏出土，或为传世品，本身便有局限性，提供的能确定其时代的信息并不明确。如将这些器物与南京太庙井出土的龙泉罐和故宫博物院藏龙泉“清香美酒”铭文盖罐稍作比对，则可发现较多共同点：器型较大，通高超过30厘米，且罐的肩部较宽，重心在中上部；口径较大，甚至口径超过足径；在制作上，则把器身和器底分开制作，后用釉料与罐底足粘结烧成。若不考虑器物的釉色、装饰，单从造型、制作工艺观察，这些器物差别并不大，如单纯对器物本身进行研究则难以对其时代作出正确的判断。特别是南京溧水元代窖藏出土的龙泉荷叶盖罐与南京太庙井出土的龙泉罐，若不观以釉色及器盖，二者在器形、装饰上的相似程度惊人，如不考虑太庙井出土的龙泉罐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及出土地点，而以溧水窖藏的龙泉荷叶盖罐为参照物，则容易误将其时代定为元末。
由于目前资料缺乏，能确定的明代洪武年间的瓷器并不多，所以很多明初墓葬出土的龙泉窑瓷器、青花瓷器，均被学者认为是元代瓷器，有人或认为明朝初年明宫廷大量沿用了元朝遗留的旧器，作为赏赐或祭祀之用，进一步则提出了“洪武无瓷论”，明代瓷器始兴盛于永乐年间。其实不然，据明人詹珊的《重建敕封万硕师主佑陶庙碑记》：“至我朝洪武末，始设御器厂，督以中官。”[17]清人蓝浦《景德镇陶录》也有记载：“洪武二年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制陶供土，方称官瓷，以别民窑。”[18]明王朝在洪武时期就已经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2006年对大窑龙泉枫洞岩窑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亦发现了明洪武和永乐年间的地层堆积，其出土的龙泉青瓷釉色纯正，器型端庄，有较高的艺术水准，非一般普通民用产品。有些出土瓷器上刻有五爪龙纹、“官”字款，有力地说明了大窑龙泉枫洞岩窑址在洪武、永乐年间为明代宫廷烧造过瓷器。[19]但明王朝在建立之初，不可能在瓷器的制作、烧造、花纹装饰等方面完全创新，或多或少会沿用元末窑工、技术，洪武时期的瓷器带有元代遗风是完全正常的。目前有些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认为“明初永乐、宣德时期龙泉窑曾一度昌盛，生产出一大批为宫廷和贵族所用的精美青瓷……处理手法与元末接近。”[20]明故宫太庙井出土的龙泉青瓷罐更进一步印证了明初的这一史实。
南京地区出土瓷器的明初墓葬不在少数，其中不乏精品，主要出土于明初功臣墓葬，如汪兴祖墓出土的青花龙纹高足碗，沐英、沐晟墓出土的大型青花梅瓶，宋晟夫妇墓出土的二百五十余件瓷器等。这些瓷器规格高，制作精，一直以来就有学者认为是元代产品，而非明朝初年烧制。笔者认为，洪武年间明廷已在龙泉、景德镇均设立管理烧造官瓷的机构，能大量为宫廷烧造质量较高的瓷器，使用元朝旧器的观点不能让人信服。此外，考虑到明初功臣墓墓主人，如汪兴祖、沐英等，均战功显赫，为朱元璋所赏识和重用，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这些高规格的瓷器很有可能是朱元璋以“赐祭”、“赐葬”的方式赏赐给功臣的，与此次明故宫太庙井所出龙泉青瓷罐在性质上有相似之处，更不可能是元代流传下来的瓷器。故南京地区明初功臣墓出土的瓷器在其断代问题上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由此涉及到一个瓷器分期与朝代更替的问题。有学者在谈及瓷器的时代时容易将二者混淆，误以朝代的更替作为瓷器分期的依据，抑或通过器型对比将一件瓷器拘泥于某个朝代，则有违事物发展的规律。宋伯胤先生认为：“在认识或研究某一物质文化历史过程时，就应该首先着眼于整个社会和社会生产力，绝不能以某一物质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特点来代替其赖以发展的根本因素。”[21]在对宋元至明的龙泉窑瓷器进行分期时，也应充分考虑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风气以及统治者的喜好等历史背景，而不能单纯以朝代的更替作为分期的依据。从元末的战乱，到明初的修养生息，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多大的进步，表现在瓷器制造上则是技术、器形的沿用。永乐、宣德以后，社会经济复苏，瓷器生产也进入一个崭新时期，不仅青花瓷器有了长足的进步，彩瓷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釉里红、斗彩、五彩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元末与明初的瓷器制造有较多的相似之处，属于同一个体系，将二者分开是不科学的。四川遂宁市金鱼村发现窖藏瓷器，目前其年代尚无定论，或认为宋末[22]，或认为元早期[23]。笔者以为，借助目前对明末元初龙泉窑青瓷研究的观点对这批窖藏瓷器的断代或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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