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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9月,南京宏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位于秦淮区中华路与马道街交汇处的信府河巷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此处位于秦淮河的北岸,在南京市七个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区范围内。因此,在施工之前,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对此工地进行了考古发掘。
首先在马道街以南、信府河路以东的工地上布了3条9×4米、南北向的探沟(分别编号06NZTG1、6NZTG2、6NZTG3)，在信府河路以西的工地上又布了2条探沟，一条南北向80×4米、另一条东西向55×4米，为便于控制地层，将南北向探沟自南向北分为4条(分别编号06NZTG4、06NZTG5、06NZTG6、06NZTG7)，将东西向探沟自西向东分为2条(分别编号06NZTG8、06NZTG9)。地层分为五大层，第一层为近现代层，距地表2米，用机械挖去；第二层为明清层，土色灰褐色，厚5-75厘米，夹杂较多碎砖瓦片及白灰渣；第三层为宋代层,土色灰黄色，厚25-55厘米，土中含有大量红烧土颗粒；第四层为五代层,土色黄褐色，厚25-55厘米，由大量碎烧土和烧土块组成，土中含有大量陶土范和草木灰和碎砖瓦片；第六层为六朝层,土色浅灰色,含有青瓷碗、钵等。
发现的遗迹现象,主要有宋代和明代两个时期的沟及驳岸、五代和六朝两个时期的河道、房屋基址以及灰坑等。出土的遗物主要有玻璃片、文字砖、瓷碗、壶、罐、三足盘、残莲花瓦当以及大量瓷片。其中一件南宋吉州窑褐釉鹤鹿纹执壶最为珍贵。
出土这件南宋吉州窑褐釉鹤鹿纹执壶的是06NZTG1中的沟1（G1），此遗迹距地表385—480厘米，时代为宋代。与执壶同出的器物有影青瓷碗、兔毫盏、釉陶杯、文字砖、铜钩、铁铲、黑釉瓷盏等器物。执壶出土时皆为碎片，经修复后成为一件基本完整的器物。
执壶，器形挺拔、俊俏，通高18.3厘米,口径4.2厘米,最大腹径14.7厘米,底径10.1厘米,矮领，深弧腹，矮圈足，底心内凹，圈足高1厘米。并在圈足外斜削一刀，圈足内的刮刀痕和跳刀痕均较明显，圈足内无釉；壶前身置弯曲长流，流口微残，后执柄已残，腹部为12瓣瓜棱状，灰白胎，较粗，褐釉，釉稀薄，釉面形成许许多多肉眼无法看见的缺釉毛孔，显得粗糙干涩；壶身釉下彩绘三只鹤、一只鹿纹的主题装饰。鹿呈奔跑状，眼望前方，鹿角直立，两只前蹄弯曲,奋力向前,两只后蹄用力蹬地,尾巴卷曲,整只鹿体态丰满，造型逼真。三只鹤形态各异，一只鹤眼睛向上，嘴巴微张，似乎在向同伴鸣叫，翅膀完全张开，做展翅腾飞状；一只鹤颈向后扭，眼往后望，嘴巴紧闭，翅膀张开，似乎听到同伴的呼喊，一边飞一边寻找同伴；另一只鹤则神情怡然，眼望前方，嘴巴紧闭，颈子成“S“状，翅膀收拢，两条细细长长的腿，四趾脚爪平稳地站立在地上。整个画面画风、画法简练，图案布局疏朗有致，往往寥寥数笔勾勒成形，或点缀几笔以打破平面，极其写意又十分传神。构图静中有动，具有安定、和谐、新颖的美。鹤、鹿皆象征吉祥，鹿谐音“禄”，意喻俸禄，象征财富。鹤常与龟一起被喻为长寿动物。这两种动物有取“长命富贵”之意，这些装饰图案质朴明快、特点鲜明，有着浓烈的生活气息。
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国,国家较为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力和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瓷窑发展也在宋代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峰，除了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鈞窑五大名窑外，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等也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根据各窑产品工艺、釉色，装饰及造型的差异，可以将宋代窑系分为六大窑系，定窑系、鈞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等，吉州窑就归属于磁州窑系。[1]
吉州窑是中国古代江南地区著名的民间综合性瓷窑。它始烧于晚唐，发展于北宋，极盛于南宋，元以后逐渐衰落。其窑址分布于今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为中心的赣江两岸，吉州窑遗址现有废窑24处，即窑岭、茅庵岭、牛牯岭、后背岭、窑门岭、官家塘岭、屋后岭、猪婆石岭、蒋家岭、七眼塘岭、松树岭、曹门岭、乱葬戈岭、尹家山岭、本觉寺岭、上蒋岭、讲经台岭、曾家岭、斜家岭、枫树岭、拓树岭、自家岭、天足岭、下瓦窑岭等。因隋代至宋代吉安称吉州，故名“吉州窑”。[2]《景德镇录》云：“江西窑器，唐在洪州，宋时出吉州。”“先有吉州，后有饶州（景德镇）。”“今景德镇陶工故多永和人”。吉州窑陶工对景德镇瓷业烧造技术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吉州窑彩绘瓷脱胎于磁州窑，与磁州窑彩绘瓷先在胎壁上涂以白粉，然后施釉再着色彩不同，吉州窑彩绘瓷直接在坯胎上彩绘，然后施加薄褐彩釉，自然、和谐、古朴的特征显而易见，而且还省工料，所以吉州窑彩绘瓷绝大多数都为褐彩。因属民间窑场，产量大，生产也就较为随意，加上坯胎含砂量高，釉料稠了更难挂附，因而形成了釉料稀、上釉薄的生产特点。在阻刀、跳刀所造成的轻微起伏处，釉料难以挂附均匀，若选择适当的倾斜角度观察釉面，还可以看到波浪起伏的釉面肌理。也正因为上釉稀薄，坯胎吸附过多，釉面形成许许多多肉眼无法看见的缺釉毛孔，显得粗糙干涩，有如“雨花石”见水就亮的特质，因为水会迅速填满缺釉毛孔，使釉面浑然一体，自然就晶莹剔透了。这些吉州窑所特有的釉泽现象在这件器物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现。
早期的吉州窑瓷器，继承了唐代雍容、矮胖的风格，入宋以后逐步向挺拔、俊俏发展，到南宋中后期达到顶峰，元以后向肥硕、厚重发展，明代以后则转向轻薄、规整。这与同代各窑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
壶的底足在唐末五代时以玉璧足饼底、矮圈足为主。到了北宋前期则发展为高圈足、大圈足，中后期又为矮圈足。至南宋早期演变为假圈足，中期圈足直径逐渐缩小，并在圈足外斜削一刀，再在近足处横旋一刀，形成外观似圈足的形状。元中期以后，底足又向厚壁、大圈足发展；至明代再向薄壁圈足发展。这个发展趋势，经过了一个循环往复、沿袭改革的变异发展过程。
受烧造技术的影响，北宋以前的釉瓷为防止釉粘连，保证成品率，均施半截釉。南宋前期，由于窑钱(垫圈)的出现，固定了叠烧器物之间的间隙，能较好地防止釉粘连，形成了除圈足外略显稍许胎，即釉不及底的形态。南宋中期以后，由于较准确地掌握了垫圈厚薄规律，形成了除圈足内无釉，器内外施满釉的形态。如1967年在南昌出土的彩绘海涛纹瓶,[3]这些都造成了吉州窑产品“多露胎骨”的原因。
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吉州窑的窑匠们在瓷土无法改变含砂量高的事实面前，扬长避短，形成了“重釉不重胎”的时尚，即在坯胎制作方面较为草率，而刻意追求釉色变化以弥补坯胎不足。其结果形成了釉色百花纷呈、千姿百态，坯胎粗糙随意的显著特征。虽然随着烧造技术的进步，施釉方法从半截釉，发展到釉不及底，再到施满釉，表现了窑匠力求完美的愿望，但其重釉不重胎的观念始终占了上风，并且形成了生产习惯。因此，除少数极品外，绝大多数釉瓷的圈足内外的刮刀痕或跳刀痕均较明显，成为其鉴别窑口的显著特征。这件鹤鹿纹执壶就充分反映了吉州窑胎、釉的特点。
综上所述，这件褐彩鹿鹤纹执壶很好的体现了南宋时期吉州窑的典型特征，因此，无论是从出土地层、工艺特征以及胎料釉色上看，无疑都是南宋时期吉州窑的一件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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